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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遣春温上笔端
絮影妃子笑
随着鲁迅由文化符号回归人间,胡适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各类反思新意迭出，
其中谢泳先生提出的“鲁迅研究之谜”就颇耐人寻味：“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
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简单地说，国民党时期当局
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
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
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
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想不明白。我直觉
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
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
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
是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的。”
可惜谢泳此处的语言指向也“不是太明确”，只是以反问的形式提出“谜
面”，并没有关于“打何物”一类的提示，猜谜者只好自己揣摩一番。
不管是否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对“需要深入研究”的谜，探讨者试就以下疑
点开始解析。
一、暴力倾向与爱惜生命
常见的质疑是：鲁迅语言有否暴力倾向？因为“痛打落水狗”曾被推广为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接近于喊打喊杀，鲁迅就此被说成文革的精神偶象。这类审
视似乎在暗示：鲁迅和专制有着某些天然的匹配。谢泳写道：“为什么在中国最
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1]；
邵建形容为：“文人文字常有的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诘味”、“不是有人要给“文
革”语言溯源嘛？我看，只要顺着二十世纪左翼之藤往前摸，就会发现，越左骂
得越厉害，越是大师骂得越精彩。中国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语言主要就是被以骂
为务的左翼文人搞坏的，且流行深远。”[2]；芦笛更说：“格外强调了打的合
理、凶狠和残暴，将打者与被打者的道义反差放大为‘人’和‘狗’的强烈对比，
使施暴者加倍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手下歹毒，心中泰然”[3]。这些论点在
语言产生的攻击性上进行了强调和发挥。
其实，判断是否有暴力倾向，最根本在鲁迅对待生命本身的态度。且不去引
述旁人，先看看鲁迅自己的文字：（兔被吃掉了）“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
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
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
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
上午长班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我又曾
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
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
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
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
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4]几乎是振颤地痛惜着小小生命的逝去，即便
它们是被常人所漠视的。正因为如此，他对祥林嫂、孔乙己、夏瑜的死都有着不
同常人的体悟和哀惋。我们熟悉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都
是对青年生命的牺牲发出的极沉重的浩叹和追念。他曾多次公开地反对盲目牺牲
无辜的生命、斥责邪恶夺去优秀的人才，也怀疑过暴力革命最终会得不偿失；不
时提醒着青年珍惜机会、保护有生力量：“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着意于强调鲁迅语言冲击力的人，往往忽略了他悲悯和爱惜生命的根本。
谢泳还说，红卫兵读过鲁迅的书为什么不学好呢？试想南橘北枳的道理：同
样的种子在两样的土壤里，自会结出截然不同的果实。果实变味的责任怎么到了
种子身上呢？对于长年被阶级意识和注释文本洗过的年轻头脑，在那般狂热的土
壤里，他们甚至可以轻信和盲动到连基本人伦都放弃。整个时代红卫兵价值观形
成的决定因素至少不是：一个思想者的文字。
回到“打落水狗”这一著名命题，“落水狗”指的是无辜生命么？“打”字
到底是指横扫一切、滥施暴力的具体行动，还是仅对抨击旧恶、不留后患的抽象
比喻？“痛”的决绝可否直接导致血腥暴力行为？就此质疑鲁迅者是割裂了前因
后果还是忽略了真实语境？只请关注鲁迅原著。鲁迅虽然写过“打”，但是打的
对象是有限定的，也有先决条件；他批评过：“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
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的论调是“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5]
如此鲜明的反对盲动、爱惜生命的文字，红卫兵是看不到还是看歪了，似乎
不应该忽视其后真正的原因。
语言是否倾向暴力，要分析发言的动机如何。胡适年轻时就提过“砸碎孔家
店”、写过“他们的精神是：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是：炸弹炸弹炸弹！”[6]，
这样明显激进的辞令之所以能被我们理解接受，是因为胡适的动机：摧枯拉朽、
彻底打垮旧礼教以及赞美烈士、鼓舞斗志，当时也正是这样有冲击力的表达，才
造就了胡适最可贵的启蒙前驱者形象与充满生命力的新文化气息。同理，鲁迅的
语言产生于那样的历史时空里，激烈起到了直捣黄龙的效果。鲁迅出言的动机很
纯粹，因为邪恶过于强大、腐朽过于顽固，为战胜如磐的夜气，他选择了以文字
虽九死而不悔的进攻，他举起了投枪。而红卫兵批倒一切的语言，盲目打杀的动
机却是为着整人或效忠、是英雄欲或表现欲。显然，那些以暴虐为动机、别有用
心的煽动者才是暴力的根源。
至于红卫兵选择打谁、如何打、打的目的等问题上，一个早已逝去的人无论
如何也难以控制了。
而鲁迅一贯警惕和嘲讽的恰恰是这种漠视生命的极端行为或者许褚、李逵式
的莽撞心态。
二、战斗的实质
既然鲁迅以爱为基调，为什么会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鲁迅对弱势群体和进步力量的影响已是无可替代
的客观存在。10月22日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里说：
“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
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
放。”[7]可以发现，政治力量所求于鲁迅的，就是他从底层出发的战斗精神对
旧势力和霸权者的猛烈摧毁力，其深远社会影响产生的号召力以及对峙鲜明的语
言风格带来的文化激励。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著名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就
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不难察觉，鲁迅被强化成了战斗英雄和旗手，他的
形象中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一面被渲染得格外突出，他也被贴上了革命主将的
标签。在以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击敌人为主要任务的战争时期，这样的取舍是
政治家视为自然的。而政治所着意遮蔽的正是鲁迅思想的灵髓：追求个人精神自
由、与专制抗争、针砭国人魂灵的病灶。
历史上将鲁迅意识形态化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善意的、无功利心的，其本身
既真的爱鲁迅又倾向共产主义，比如瞿秋白。他编选《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作
序，肯定了鲁迅杂文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分析鲁迅精神发展历程的同时，也收
窄了、框定了鲁迅文学的阶级性；还有一类就是刻意的、有政治目标的，比如毛
泽东、郭沫若和文革中的写作班子。1956年，茅盾在《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
共产主义》一文中说：“鲁迅就是以这样的信念，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的领导之下，
坚决为人民服务，坚决与各种嘴脸的反动势力斗争”，把鲁迅的斗争再次强调成
在党领导下的行为，又是斗争！
不管鲁迅多么憎恶纸糊的假冠，只因红太阳的御批，“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
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文革中恶势力利用的手法更是变本加利：为了煽动阶
级斗争的情绪，使虐杀合理化，让施暴的人心安理得、放胆妄为，“阶级敌人”
的概念被无限延伸，牛鬼蛇神无处不在。鲁迅思想被简单地抽象成斗争哲学，鲁
迅也被借作打人的棍棒。
对鲁迅形象，意识形态化的鲁迅被扭曲得最具危害性。这远比各色论敌的口
水给鲁迅带来的损伤大得多。鲁迅因此被弄得冷森森、变成政党的战士、革命的
尊神。有趣的是，毛泽东自己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过：“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
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战士的鲁迅被利用得既广泛又狭隘。教科书里战斗的对象为阶级敌人、帝国
主义和反动派，是当时政治需要设定的范围。可真实的他不仅和各色腐朽强权搏
斗，更和普遍人性中的宿恶为敌、和正人君子的伪善对抗、甚至和自身的绝望、
枯寂、虚无、旧文化的荼毒等捣乱，他的敌人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比如无边
的夜气。因为有着洞彻世事的眼睛，有时候他的敌人就是自己，他就是祥林嫂、
他就是孔乙己、他就是魏连殳、他就是过客、他就是我们。
如果尊重史实，至少会发现鲁迅的战斗实质上不同于政治上的战斗：他并不
是领袖封的主将、一呼百应；他没有一兵一卒、只能独自横站、腹背受敌；更不
是讨伐异己的枪手，人云亦云；他的战斗不为获得怎样的地位和权力，争取的是
不再为奴隶。在《华盖集》中就有：“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
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个人的战斗没有踌躇满志，
他犹疑过，也彷徨过，并不乐观，甚至是无望的，他只是精卫填海般执著地朝黑
暗反击。
存在这种认识上的距离，为什么毛泽东还多次引述鲁迅，并说自己和鲁迅心
灵相通呢？撇开领袖的政治职责，从天性来说，毛泽东是一个有“辣气”的人，
长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反骨，是一个能从驾驭烈马中
获得成就感的征服者，也是一个有民族情结的人，对低顺的眉眼、退让的姿态、
量言度行的风格、粘液质的精神气质可能不入眼，而对鲁迅这匹“没有丝毫的奴
颜和媚骨”的烈马，或许不乏由衷的称许。可惜，深知人才价值的领袖未必是精
神追求的真正同道，一旦政治利益需要役使人才，领袖就用上了梁山智多星吴用
那制造气氛、赚好汉上山的计谋，表露出急功近利的一面，而周扬等嗅觉灵敏的
奴隶总管更是借势举起了鞭子。
鲁迅对权力者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对于被利用也有自己的原则。一方面，
他甘心为做实事、求进步的人善意地利用；一方面又公开反抗奴隶工头的专制。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曾以不熟悉情况为由拒绝了写一部关于长征的小说。
他一直维持思想独立和人格尊严，加入左联的起因是被瞿秋白、柔石等身边默默
奉献的人打动而决心为进步出一分力。后来同道的牺牲又让鲁迅更加不吝惜自己
的付出，游离在左联的核心之外的他更加坚决地继续着个人的战斗。
鲁迅不是共产主义者，之所以与左翼人士并肩作战，真正的相通之处惟在立
人：就像国际歌里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
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砸碎层层锁链，争取每一个
被压迫者、每一个奴隶的平等才能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民主。“即把发展人
的个体精神自由作为‘立国’的根本。裘沙先生发现，鲁迅的这一‘立人’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下述论断是根本相通的：‘代替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鲁迅战斗的实质是：独立和自觉地为弱势者的权利而驱驰。
不论对待鲁迅还是对共产主义，倘若简单地把演绎者的偏差、过失都反推到
作曲家本身的风格、天性上，萧邦也免不了要和粗劣相通一把了。
三、关于自由
一提专制，必谈自由。抛开外力，一个人追求自由有多彻底，他离专制的距
离就有多远。
目前很流行的论调是：把鲁迅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抨击引申为附和威权、
对自由主义的刻意压制；继而等同于助纣为虐、与自由为敌。这样的层层递进，
明显偷换了“自由主义“及“自由“的概念，把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派知识分子
当成自由主义的化身，视作自由的正解。
鲁迅的自由观是怎样的？他犀利的语锋到底针对什么？
1907年，鲁迅写道：“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
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
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
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9]虽然只是萌芽状态的自由观，
也可见“个人“这个中枢，“立我性“即是反奴性，以立人为自由反抗外力的专
制；强迫个人服从威权意志，就是专制。真正自由的境界是：个人以自己为中心
超越专制而成为独立的自我。据此，鲁迅对于一蹴而就的制度改良始终是怀疑的，
他认为不尊重个体的自由是脱离现实的伪自由。“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
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因为如
果没有健全的自由观、缺乏足够的觉悟，制度再科学，执行的人也难免再度沦为
制度的附庸，“出于众庶“
--没有自主的头脑，没有行事的独立权利，奴性不改，怎么改头换面都是换汤不
换药，没有实质的进步。他坚信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所以
他注重唤醒国人的魂灵，使人具备追求个体自由的基本素质和条件，警惕盲从、
避免重复奴隶的老路。同时他也是冷静的，预感到求索的艰辛和曲折。
“但尽管有种种不同，鲁迅在自由主义核心理念即‘个人自由’上，和其他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并无二致，而且对‘个人自由’，或者更通俗地说，对
‘个人主义’，鲁迅的理解和践履，只会比别人更激烈，也更彻底。”，郜元宝
写道：“无论为公为私，鲁迅对自由的践履，比之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都毫无愧
色。“[10]
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所抨击的从来不是西
方自由主义理论本身，而是自诩“自由主义”者个人实践理论时的姿态和立场；
针对的不是左或右，而是“伪“和“奴“,即以奴的姿态在体制内谋求自上而下、
局部改良的“三帮”立场。他要提醒的是：“精英”等于暗示常人不应有平等的
权利，不是以个人为独立的价值主体；而为虎作伥的“谋虎皮就要被虎咬”论调
是无视人权而讲王权。在鲁迅看来，胡适等倡导的“自由“实质是叶公好龙、南
辕北辙的自由主义。
旧时君王为什么要和文人扳相好？因为政权需要彰显其公正的点缀品和粉饰
其专制的美容师。那些具有匡过补缺、进诤献计特征的知识分子恰好迎合了这种
需求。此类“精英”对民众更具欺骗性，简单地说王者要的就是“忠”和“恕”，
为矛盾腾出空间，模糊了原则、淡化了是非、消解了努力。对这种现象，鲁迅讥
讽得确实恰如其分。
对于西方文明，青年鲁迅说：“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
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
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11]如果因为专制曾利用过鲁迅，就把鲁迅推作自由的敌人，实在是颠倒因果、
混淆主客。辨伪本身不也是捍卫自由的方式之一么？
诚然，胡适倡导科学的精神，以终其一生的实验态度，对体制的构建做了非
常有意义的探索，对后人不乏启发和借鉴价值。
鲁迅和胡适，从现代意义上看，究竟谁才更切近自由的本质？-- 历史自会
作出回答。
四、仇恨还是宽容
文革中恶势力疯狂渲染过仇恨，因此近来鲁迅遭非议最多的也是仇恨。“一
个都不宽恕”常被诠释为不肯宽容一切。
实际上，他“不宽恕”的“怨敌”就是那些强权者、伪自由的君子、借革命
名号的无聊文人及奴隶工头等“新式的人”。鲁迅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文字有“暴
戾之气“，他确实用过奴才、走狗、匕首、刽子手、扑灭等等不留情面的极端词
汇。这样的激烈和尖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宿恶的仇恨。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
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
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
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
多了。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12]，设身处地
感受一下：在他的经历里，不断地忍看朋辈成新鬼，漫长的孤独和绝望，使他对
摧残者充满了愤怒和复仇的火焰。“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
刀的、用软刀的。”比起屠伯们溅血的真刀，鲁迅以笔为刀虽然苍白，还算宽厚
的、坦荡的。
鲁迅的不宽恕也是一种反弹，外力越是谈君子恕道、压制弱者，他就越不妥
协，坚持自己的不宽恕：“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
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
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12]
“才因秋肃惊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对弱小者的怜，对吃人势力刻骨的
仇、对国人劣根性的哀，对眼前那层积的鲜血而生的痛，一次次筑成心上的坟。
他提起复仇的笔，点点行行，哪一个字不是凝血，哪一句话不为春温？
恨并宽容着，才是鲁迅式的爱。即使不宽恕，也有足够的襟怀来分清是大节
还是小过，是对事还是对人。他的宽容是无言的付出，从不求立言立形。鲁迅昔
日的论敌，翻译家傅东华晚年曾说：“假如谁说鲁迅先生的哲学里只有恨而没有
爱，我就和他拼命。”因为虽有傅东华无故猜忌伤害鲁迅在先，双方也曾笔战，
但当傅东华的儿子病了，是鲁迅不计前嫌，安排日本医生及时诊断才把孩子救回
来，事后鲁迅怎么也不肯接受傅家的恩谢。
可为什么鲁迅的不宽恕这样决绝、不留余地？“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
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
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
又啮碎了自己的心。”[13]
正是以爱为底色，鲁迅才坦荡地宣言：“一个都不宽恕”。
与专制相逆的是，他的恨从不针对普通个体的生命。
五、与胡适相对照
时髦的讨论鲁迅方法，莫过于把胡适拿来作参照，谢泳先生也没能例外。将
胡适与鲁迅相提并论是一道风景。
“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
呢？”这里要明确的是：能否肯定胡适没有被专制利用？假如谢泳此处的“专制”
不是特指“某一政治力量”，那么49年前的国民党算不算专制？
在弄清为什么新政权不选择胡适之前，起码应先说明：是哪种势力选择过胡
适?
1945年9月2日重庆《大公报》上，胡适公开声明：“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审
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
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自致毁灭”是主动站在什么立场上的表
达？“自致毁灭”又是有着什么程度暗示的词汇？
不管怎样反复，在胡鲁生存的时空里实际掌权的蒋政府对胡适还是役使多于
打压，到台湾更尊为国师；而将鲁迅视为危及根本统治的异端、应铲除的逆流。
谢泳先生曾在《胡适的骨头也是硬的》中，通过胡鲁对比认为鲁迅“对于所
处的那个时代确是不妥协的，他的硬话都是在文章中说的，他直接和政府对抗的
事并不多。”，据此鲁迅“壕堑战”给人的感觉变得象迷魂战。然而，鲁迅被通
缉长达七年，遭遇文网之余还差一点被沈醉安排的人暗杀，可以想象他说话与直
接行动的空间无疑和体制内的胡适不能同日而语。处在相同的历史时空的闻一多
是“新月派”诗人，是胡适、梁实秋的好友，鲁迅逝世8周年纪念时，闻先生说：
“现在我们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都正
在享清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
样了......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闻一多的血再次证明
了专制的卑劣。
只有用刻舟求剑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专制，即静止地认为此是专制而彼不是，
才会觉得胡适不曾被专制利用过。在鲁迅生前，共产党仅仅是一再被剿杀、被镇
压的在野党，是弱势群体，直到鲁迅逝世，他襄助的是在一元社会里谋求多元的
一种进步力量，而当时的专制者恰恰是蒋介石。
鲁迅立足的不是某个党派而是整个社会，胡适则尝试由政体内部着手的改良。
建设民主的台湾，会否就是胡适改良理想的范例？很简单，“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假若不是蒋介石被逼上了小岛，使国民党认识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利
害；不是有过鲁迅这样清醒而独立于权力的批评者；不是其他政治力量使国民党
产生了危机感；没有异域文化的冲击和压力；缺少雷震、殷海光等人对自由的硬
性坚持，很难想象只靠胡适的争取和呼号就可以在台湾改良专制，获得彻底的民
主。“主恩或忘，我怀弥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14]--1955年4月晚年胡
适对蒋介石的表态很清楚：我甘愿冒死争一点自由，也是为了您能长治久安啊。
如果把胡适去台湾视作对自由的远见，那真是低估了当年留在大陆的一代知
识分子的智慧良知和牺牲精神，胡适自己的小儿子都未必能接受。
胡适和鲁迅都被专制利用过，只是程度不同，姿态不一样：一主动一被动、
一肯定一怀疑、一主流一边缘、一合作一反抗、一附骥一独立、一个有瘾一个无
求，一个上层路线一个底层出发，怎样的两个层面、两种价值取向和自我定位，
浊清自现、昭然若揭。
这不仅是二人各自的取舍，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两条路。鲁迅在弘扬
五四精神上曾经和胡适是同道，只为志不同，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毛泽东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正因为他
的本质是妥协，属于温和派，既达不到颠覆旧势力、威慑敌人所需要的排闼的气
势和震撼力，也不符合毛泽东个人的价值取向：1、立足本土，反感“洋大人”；
2、从底层革命而不是从上层改良。当然，胡适一贯反共的立场和主动招安的角
色也天然地不被新政权看好。
六、明确与不明确
很多的时候，鲁迅作品都是“无词的言语”，“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
辞就很含糊了”[15]。鲁迅的语言常常有隐喻性。
不明确也是一种战术。其实政治最喜欢明确，毛泽东就否定过延安文艺界的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建议，而号召大家只管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
更放开一点。
鲁迅语言不明确的另一个原因是怀疑和爱惜：透过沉默十年的自我反省，他
克服了年少的冒进和求速成的心；由于绝望，行为方式也显得迟滞和迂回。一方
面对如何引导青年很悲观，不愿作制造“醉虾”的人；一方面怕自己的真实心境
太灰暗，传染给正在做好梦的青年，打击他们的热情。“我要骗人”，因为这样
的矛盾，他措辞总是小心。
将“不太明确”的语言认作被专制利用的关键是否有些买椟还珠？
不论明确与不明确，“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
非蜂起”[16]，只要生者愿意，都可以莫须有地发挥和曲解，任何文字都可能有
被反其道用之的余地。清代文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可以惹来杀
身之祸，文革中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尽管措辞有时是不明确的，但鲁迅的爱憎取舍、对专制的立场向来就是明确
的：“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17]，可
以肯定的是，鲁迅不会无判断地做“党的喇叭”，更不会去做杀威棒。
把因文革而生的积恨迁怒到鲁迅身上，把朝鲁迅发力当作必要的清理，这本
身就是失之简单的对仇恨的“执迷”和“报持”，是不宽容，是缺乏真正自由主
义胸襟的幼稚情绪。不直接去探究鲁迅思想，把伪善视作理性，仿佛将鲁迅与专
制绑得越紧，鲁迅就离自由越远。
距今约一个世纪以前，鲁迅就这样写道：
“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
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
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
“[18]这样的眼光一如朗月，凝视着仍不断探寻的青年。
照胆千秋鉴，观心五蕴空
-- 李贽
[1] 谢泳 鲁迅研究之谜. 中国文化报
[2] 邵建 事出刘文典
[3] 芦笛 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二）
[4] 鲁迅 呐喊.兔和猫
[5] 鲁迅 上海文艺之一瞥
[6] 胡适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7] 孙郁等编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
[8] 钱理群 人立而凡事举 . 东方杂志
[9] [11] [18] 鲁迅 文化偏至论
[10] 郜元宝 再谈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12] 鲁迅 《守常全集》题记
[13] [16] 鲁迅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14] 范仲淹 灵乌赋
[15] 鲁迅 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17] 鲁迅 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2003年10月19日
(XYS200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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